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控制是一个通过军事征服、殖民扩张、经济渗透及外交条约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，其核心驱动力包括经济利益、地缘战略需求以及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:
一、征服西伯利亚汗国：打开东扩门
16 世纪前，西伯利亚西部由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西伯利亚汗国统治（领土涵盖乌拉尔山以东至额尔齐斯河区域），其余地区则分散着以狩猎、游牧为生的土著部落（如雅库特人、布里亚特人等），缺乏统一政治组织。
16 世纪中叶，俄罗斯在伊凡四世（“伊凡雷帝”）时期完成对伏尔加河流域的整合（征服喀山汗国、阿斯特拉罕汗国），获得东进跳板。此时，毛皮贸易成为核心动力 —— 西伯利亚的貂皮、狐皮在欧洲市场价值极高，被称为 “软黄金”。
展开剩余79%1558 年，俄罗斯授权富商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开发乌拉尔地区，该家族雇佣哥萨克人（边疆游牧武装）探索并控制新领土。1581 年，哥萨克领袖叶尔马克受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派遣，率 800 余人远征队东渡乌拉尔山，凭借火枪优势击败西伯利亚汗国军队，1582 年占领汗国首都卡什利克，标志着西伯利亚汗国的覆灭。尽管叶尔马克 1585 年战死，但俄罗斯很快增兵巩固据点，先后建立秋明（1586 年）、托博尔斯克（1587 年）等堡垒，作为进一步东扩的基地。
二、逐步东扩至太平洋：殖民与制度化统治
17 世纪，俄罗斯以堡垒为支点持续向东推进，通过以下手段巩固控制：
军事与殖民并行：哥萨克和探险队沿鄂毕河、叶尼塞河、勒拿河等水系深入，建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（1628 年）、雅库茨克（1632 年）等据点，1639 年抵达鄂霍次克海，1648 年通过白令海峡确认亚洲与北美分隔，完成对西伯利亚北部至太平洋沿岸的地理控制。 “亚萨克” 制度：对土著部落征收毛皮贡品（“亚萨克”），以武力胁迫或谈判方式迫使部落归顺，未缴纳者常遭镇压，这一制度成为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的核心手段。 疾病与文化同化：欧洲传入的天花等疾病导致土著人口锐减（部分部落死亡率达 80%），削弱了抵抗能力；东正教会随殖民者进入，通过传教和强制改信推动文化同化。三、通过条约确立与中国的边界：法律层面的确认
17 世纪后，俄罗斯扩张至黑龙江流域，与清朝发生冲突。1685-1686 年，康熙帝派兵击败俄军，收复雅克萨城，双方随后通过外交谈判划定边界：
《尼布楚条约》（1689 年）：首次明确中俄东段边界，规定外兴安岭以北归俄罗斯，以南属中国，确立了两国在西伯利亚东部的边界框架，承认了俄罗斯对贝加尔湖以北地区的控制。 19 世纪不平等条约：19 世纪中后期，清朝国力衰落，俄罗斯趁机通过《瑷珲条约》（1858 年）、《北京条约》（1860 年）等，迫使清朝割让黑龙江以北、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 100 万平方公里土地，最终确定了中俄东段和中段边界，使俄罗斯在法律上获得了西伯利亚南部与中国接壤的大片领土。四、殖民整合与巩固统治
17 世纪至 19 世纪，俄罗斯通过以下方式巩固对西伯利亚的控制：
建立行政体系：设立托博尔斯克、雅库茨克等总督辖区，推行中央集权管理，征收赋税（以毛皮为主，后转向矿产、农业）。 移民与开发：鼓励俄罗斯农民、矿工向东迁移，19 世纪末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（1891-1916 年）极大促进了人口流入和资源开发，将西伯利亚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紧密连接。 资源掠夺：随着毛皮资源枯竭，转向开发金矿、石油、天然气等矿产，使西伯利亚成为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支撑。总结
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控制，本质上是 16-19 世纪全球殖民扩张浪潮的一部分：以军事优势突破分散部落的抵抗，通过经济利益（毛皮、矿产）驱动扩张，借助外交条约（尤其是与清朝的边界条约）确立合法性，最终通过移民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对这一广袤地域的整合。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当时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逻辑，也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密切相关，最终使西伯利亚成为俄罗斯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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